第213章 抬棺（一）
，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——石铁生、刘芯武等许多作家都是在那时候涌现出来。
而且，他们许多人的成名作，还没有能够投到《十月》刊，而是去了其他文学刊物。
王世民回忆道：“我最有眼光的是让余切进入到《十月》，我和他聊了一番话，是不是聊的新现实三部曲？我有点忘记了，但那时候，我就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留下余切。”
王世民又说：“我也做过一段时间余切的编辑，手底下最出名的小说是《大撒把》，那一期《十月》卖了八十七万册，十辆车来拉都拉不走，我们在燕京都印刷不过来了，不得不在好几个城市一起印刷。”
余切问他：“王总编，你从事编辑以来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”
王世民回忆起了余切《大撒把》发布不久的日子，那时候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写信来给编辑部，各种话剧、歌剧、舞剧、京剧、评剧……也通通找上门来，王世民并没有激动得流泪过。
然而，有天他收到一封来自于东北厂区读者的信，信里写到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，围着电线杆，哈着白气，跺着脚，听喇叭里人民广播电台里广播《大撒把》，王世民忽然就静静的哭了。他是感到自己脸上冰冰凉的，才意识到自己流泪了。
“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流泪的人。”王世民说。“但我想到了我整晚上给劳动模范写报告文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能熬夜到天亮，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。”
这顿饭吃的不算愉快，因为大家已经看出来，王世民的身体出了些问题，但当时还没有想到发展到了哪种程度。
1984的最后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应接不暇，下半月《文艺报》加刊《文艺理论》——这是一个常常摆放在上层的案头，外号“文学版内部参考”的杂志。
余切的《伤痕文学为何必然消失》就是《文艺理论》的主要文章，一翻开就是对伤痕文的批评。
这篇文章写在杭城会议召开前，在当时还有一些争议，现在已经无可辩驳。尽管如此，还是引发了一些作家的赞同和跟风，《花山》的编辑屈铁宁用了“振聋发聩”和“先见之明”来形容余切这篇理论文章。
“我从余切发表第一篇文章就持续关注他，在我看来他知行合一，他的文学路线十分清晰，在更早的时候，他就表达了对某些落伍题材的批评，一切并不是今天才发生。”
“我认为在时代之前敢于发出来的相反声音，就是振聋发聩，而在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变化时，提出来自己见解，这就是先见之明。”
“从《拉美现实主义》再到《伤痕文学为何必然消失》，余切写过的理论文章虽然不多，但每一篇都是精华。”
屈铁宁可真是够看得起我的啊！
自己并没有特意刷屈铁宁的好感度，怎么屈铁宁遇见他的事情这么鼎力相助。
伤痕文早已是奄奄一息，而这篇理论文章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，在大陆持续了五六年之久的伤痕文学潮，就此落幕，简直没有一点声音。
就像是有的人离开，并不会发出什么声音。
王世民检查出了肺癌晚期，和余切等人的聚餐，是王世民的最后一次丰盛的晚餐。之后他便被送去医院化疗，不料，他的病情恶化的很快，他的年纪也十分大，也承受不了除了温和以外的治疗方法。
张守任时常去看他，余切也是。王世民的日子正在倒数，每一天都不容易。他一开始还能和大家说话，后来没办法说话了，只能用眼神，再后来眼神也没有了，只是闭着眼睛，还有些微的呼吸。
整个京城范围内，受过王世民恩惠过的作家们，纷纷去探望他，然后感叹王世民曾经是如何的热心肠。
“他不该抽烟的！都是因为抽烟！”
好多人都这么说。
整个《十月》编辑部围绕着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默氛围，王世民的办公室空着的，大家总是希望有奇迹发现，某一天王世民忽然叼着烟，从外面风尘仆仆回到他的小单间，抽了几根烟之后，忽然出来问：“你们有什么麻烦没解决的？”
他像以前一样拍胸脯：“你等着，我去帮你跑这件事情。”
“什么？难办！没有我办不成的，了不起坐牢而已。”
但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可能再有。
《十月》刊上面的京城出版社想要为《十月》安排一个新的总编，年级同样不小的张守任荣升副总编，这样新老交替，可以使得这个国内最好的纯文学杂志继续维持其地位，而不会受到动荡。
但余切觉得，出版社实在是太着急了。
很多人都这么觉得，无论怎么安排下一位总编，至少也得等到王总编——这个在最危难时刻居功至伟的人，他彻彻底底的离去之后，再进行安排。
否则岂不是让王世民走得不痛快？
王世民现在的确不能张开眼睛，不能说话，许多探望过的作家可以证实这一件事情，但他万一可以听到什么东西呢？
有天余切来编辑部查看读者们写给自己的信件，他挑了几封写下回信。
恰好，出版社的领导想要安排新任总编，询问余切的意见如何？
“余切，你怎么看？”
“我们《十月》走到今天不容易？不能再这么群龙无主下去了，得有一个主心骨。你觉得谁合适呢？我想要给你说一些人……”
余切略过了这位领导，也越过了《十月》那一条夹在各组之间的长廊，径直把他写给读者的回信放在了空空的总编办公室。那里好似坐着一个人一样，余切笑道：
“我认为还不是时候。”